基本介紹

《糖史》是2009年9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季羨林。

輝煌的學術(shù)成就－－《糖史》《糖史》的寫作始于1981年，最終完成于1998年，是我國著名人士季羨林先生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學術(shù)著作。全書共分三編：第一編為國內(nèi)編；第二編為國際編；第三編為結(jié)束語，共計七十三萬余字。

內(nèi)容介紹

本書由季羨林先生生前授權(quán)我社單獨出版。

季羨林先生的《糖史》曾收入《季羨林文集》第九、第十兩卷，有關情況可參閱這兩卷的《說明》。

此次單獨出版《糖史》，系將《季羨林文集》第九卷、第十卷有關內(nèi)容綜合而成。

作者介紹

季羨林(1911～2009)，山東臨清人。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國際著名東方學家、印度學家、梵語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教育家。本書是研究蔗糖的文化史與科技史巨著。作者通過嚴格的考據(jù)研究，揭示了蔗糖千百年來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傳播的過程，呈現(xiàn)了隱藏在蔗糖背后錯綜復雜的文化交流史。全書共分三編，國內(nèi)編揭示了蔗糖自先秦至清代的種植、制造、使用等演變、傳播的歷史；國際編重點展現(xiàn)了蔗糖在東方和拉美國家的傳播與演變；結(jié)束語則概括介紹了甘蔗種植和砂糖制造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中國在其中的貢獻。

鑒賞評價

學術(shù)評價

《糖史》雖不是一部純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嚴格意義上講的科學著作。這是因為季羨林在寫作中采用了最嚴格的考證方法，“言必有據(jù)，無征不信”。季羨林為了求真，在浩如煙海的中外書籍中，爬羅剔抉，像大海撈針一樣地尋找證據(jù)。僅在《國內(nèi)篇》中，他選來使用的資料，其出處就包括：正史、雜史、辭書、類書、科技書、農(nóng)書、煉糖專著、本草和醫(yī)書，還包括僧傳及音義在內(nèi)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筆記、中外游記、地理著作、私人日記、各種雜著，還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閱讀量之大是難以想象的。季羨林寫道：“我拼搏了將近兩年，我沒做過詳細統(tǒng)計，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書，但估計恐怕要有幾十萬頁?！薄皫资f頁”是一個什么概念呢？以如今出版的漢文書來說，一本四十萬字的書，大約五百頁左右，即使以讀了二十萬頁計算，季羨林為了寫《糖史》，在將近兩年中，也讀了四十萬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實際的閱讀量當然只會超過這個數(shù)字，而不會更少。

在世界上，到如今為止，嚴格意義上的《糖史》只有兩部，一部是德文的，von Lippmann寫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寫的《糖史》。但真正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上來寫的《糖史》，季羨林是“始作俑者”，是前無古人的。

其他信息

“糖”文化現(xiàn)象

早在1930年代，季羨林在德國學習梵文的時候，便開始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歐美許多國的語言中（即所謂印歐語系的語言），表示“糖”這個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其他語言也大同小異。這些字都是外來語，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據(jù)語言流變的規(guī)律，一個國家沒有某一件東西，這件東西從外國輸入，常常連名字也帶了進來，在這個國家成了音譯字。在中國，此類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蘋果派等，舉不勝舉。“糖”借用外來語，就說明歐洲原來沒有糖，而印度則有。實物同名字一起傳進來，這就是文化交流。這個發(fā)現(xiàn)，在季羨林的腦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當時他并沒有產(chǎn)生寫一部《糖史》的念頭。

寫作緣由

時間過去了四十多年，到了1981年，一張當年被法國學者伯希和從敦煌帶走的卷號為P3303的敦煌卷子，輾轉(zhuǎn)到了北大歷史系幾位教師手中，他們拿給季羨林看。季羨林一看，像是一張有關制糖術(shù)的殘卷，驚喜之至。內(nèi)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寫的是佛經(jīng)，有關科技方面的資料，少如鳳毛麟角，這類卷子被學者視為瑰寶，這張殘卷便是有關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貴。這張敦煌殘卷原寫在抄錄的佛經(jīng)背面。因為當時紙張極為珍貴，所以就一紙兩用了。這張殘卷字數(shù)不過幾百，似乎還沒寫完，字跡基本清楚，但有錯別字，也漏寫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難解之處，不能通讀其意。季羨林決心啃一下這個核桃，可是最初也沒啃動。他晝思夜想，逐漸認識到：整張卷子的關鍵就在“煞割令”一詞上。此詞若能解決，則通篇皆活，否則仍然是一座迷宮。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有一天他忽然頓悟：“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嗎？這個謎一破，他驚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讀其他部分，都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寫了《一張有關印度制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讀了這張敦煌殘卷的內(nèi)容，它講的是印度的甘蔗種類；造糖法與糖的種類；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與煞割令的區(qū)別；甘蔗釀酒；甘蔗種植法等。接著，文章又從這張敦煌卷子提供的線索，通過大量的考證，最后得出結(jié)論：中國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術(shù)也早就有所發(fā)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于是，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學習制糖技術(shù)，取得經(jīng)驗回來后，中國造的糖“色味愈西域遠甚”，意思就是在顏色和口味方面遠遠超過了印度。這本是常見的現(xiàn)象，中國古語說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指的就是這種現(xiàn)象。

由“糖”的傳播而出現(xiàn)的文化交流現(xiàn)象，使季羨林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感到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研究題目，因為從糖的傳播過程中，不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軌跡，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還可以尋找到人類文化交流的軌跡。這就是季羨林研究“糖史”的發(fā)軔和濫觴。

資料收集

此后，季羨林就開始注意搜集有關“糖”傳播的資料，并且陸續(xù)寫了多篇有關“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國始于何時》（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歐、美、非三洲甘蔗種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1987年）、《唐太宗與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術(shù)傳入中國的問題》（1987年）、《再談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兩年，如前文所述，季羨林天天跑圖書館，集中精力查閱中國古籍及國外有關資料，把其中有關“糖”的資料挑選出來，再進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寫出了這部長達七十多萬字的《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