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歷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3月25日），出生浙江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少有才名，擅長寫詩文。

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七年（1742年），外調江蘇，先后于溧水、江寧、江浦、沭陽共任縣令七年，為官政治勤政頗有聲望，但仕途不順，無意吏祿。

乾隆十四年（1749年），辭官隱居于南京小倉山隨園，作了大量表現(xiàn)自我性情的詩篇，并廣納弟子，出資刊刻詩集，成為乾嘉詩壇赫赫有名的詩壇將領，引領一代詩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詔求遺書，將所藏書傳抄罕見者皆獻于清廷，并作有《散書記》以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到沭陽作客，沭陽各界曾趨前30里迎接。面對如此擁戴他的民眾，寫下了情意真摯的《重到沭陽圖記》。

嘉慶二年（1798年），去世，享年82歲，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稱“隨園先生”。

主要作品

《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隨園詩話補遺》《隨園食單》《子不語》《續(xù)子不語》《祭妹文》《峽江寺飛泉亭記》《黃生借書說》《所好軒記》等

人物影響

在清代詩壇上，袁枚曾以其“性靈說”詩論獨樹一幟，對流行于當時詩壇的各種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和掃蕩，一改清詩風貌，影響深遠，貢獻斐然。

袁枚還認識到時代在變、社會在變，詩歌創(chuàng)作也應隨之發(fā)生新變，提倡詩歌無論在思想內容方面，還是藝術形式方面都要有所創(chuàng)新，以新言去寫新意。袁枚的這些詩論觀點都體現(xiàn)出對詩歌創(chuàng)作要彰顯個性和獨創(chuàng)性的強烈追求。

袁枚的“性靈說”詩論以情為本，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要自由自適、暢快淋漓地抒發(fā)真情實感。這一詩論主張在理論上是符合詩歌抒情本質的。袁枚能夠在當時復古主義風靡詩壇的背景下，獨樹一幟，標舉性靈，大膽地肯定自我、尊重人的情感。而且，袁枚能夠以情論詩，不以時劃人，不以人廢詩，這不僅肯定了通俗文學的價值，而且擴大了詩歌的表現(xiàn)范圍，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袁枚還從詩歌創(chuàng)作主體出發(fā)，對于詩人應具備一定的詩才稟賦進行了深入的論述。除此之外，袁枚基于對個體意識和個人情感的肯定，要求詩歌創(chuàng)作要情出于我，擺脫前人窠臼，當變則變，勇于推陳出新，力求彰顯自我個性，表現(xiàn)出獨創(chuàng)性。這些合情合理的詩論觀點，對今人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和一定的借鑒意義。

人物評價

姚鼐：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fā)其思，通乎古法。于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余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孫星衍：先生有吏才，通達政體，而議論務出于宏厚，雖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退而惜以文自見，然其成就有足觀焉。

昭褳：隨園先生，天姿超邁，筆法精粹，古文尤為卓作，予深佩之。惟考訂實非所長，其詩話、隨筆中，錯誤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