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方言的分布情況較為復雜，境內存在吳語、閩語、客家語、徽語、官話、贛語等不同的漢語方言。浙江人大部分屬于使用吳語的江浙民系。由于浙江省主要少數(shù)民族畬族也使用客家語—畬話，因此浙江全省通用漢語方言。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為5477萬人。少數(shù)民族主要有畬族，17萬多人，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人口都很少。吳語是浙江的主體方言，使用人口占浙江總人口的98%以上。

吳語是浙江使用人口最多，使用范圍最廣的語言，也是浙江境內最重要的語言。

吳語

吳語，又稱江東話、江南話、吳越語。周朝至今有三千多年悠久歷史，底蘊深厚。在中國分布于今浙江、江蘇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福建北一角，使用人口9000多萬。吳語是中國七大方言之一，有國際語言代碼。從歷史、文風、語言特性分析，吳語極近中古雅言，繼承中古漢語的整齊八聲調和三十六字母框架體系。現(xiàn)代吳語比官話具有更多古音因素，字音及語言要素與《切韻》《廣韻》等古代韻書高度吻合。吳語保留全部濁音，保留平上去入的平仄音韻，部分地區(qū)保留尖團音分化，保留較多古漢語用字用語，文化價值高。吳語語法結構和普通話差別大，有上萬個特有詞匯和諸多特征本字，是江南人思維方式、生活情調、文化涵養(yǎng)的生動體現(xiàn)。吳語是吳越人的母語，一百余城構成以上海為首的吳語城市群和江南文化圈。吳語與吳越文化血脈相連，“醉里吳音相媚好”。

吳語的分布范圍涉及浙江、上海、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福建北一角6個省市，包括6個片：太湖片、宣州片、臺州片、金衢片、上麗片、甌江片，其中有些片里面還包括若干小片。

吳語具有廣式連續(xù)變調系統(tǒng)。吳語在講的時候，一句話或一個短語，有時只有第一個字保持其原本的聲調，后面的字會根據(jù)第一個字的聲調（甚至在不少時候，首字聲調也變化）以及說話者想要表達的意思，改變聲調的高低和走向，稱作變調。這種變調是廣泛存在的，即變調可能超越了句子、短語或者詞匯等語音單位而存在，所以稱為廣式連續(xù)變調。同時，這種變調是有傾向性的，即將原先不平整的聲調，變成平整的，而且同時以詞、短語為單位，加強了詞里面的字，或者短語 里面的字之間的聯(lián)系關系，使得看上去像一個整體，所以又被非正式地稱為連讀變調。兩個或兩個以上音節(jié)連在一起時，構成一個連讀單位，其中每一音節(jié)（字）的聲調往往不同于該音節(jié)（字）單念時的聲調。如同吳江全清與次清之間分調，從蘇州的連讀調中，可看出歷史上也有全濁與次濁分調的痕跡。

吳語的口語：

辰光、親眷、熱昏、野野豁豁、瞎七搭八、便當、急吼吼、溚溚渧、門檻精、一道、邋里邋遢、乃末、作興、臘臘黃、推扳、一歇歇、連牽、敗家精、做手腳、一塌刮子、一天世界、汗毛淋淋、滾圓、筆挺、坍臺、細相、翻騷、胡胡響、冷刮刮、軟塌塌、賊忑兮兮、篤篤定定、內勁、豁邊、學堂、甜味味、小夜飯、收作、有心想、相罵、赤骨碌、發(fā)噱、樣樣式式、勤勁、一獨自、肉痛、調羹、罪過人、下趟、扎臺型、做人家、電火、懨氣、像煞、輕骨頭、講章、霍顯、天日、一日到夜、中飯、翻花頭、花頭勁、人來瘋、憎厭、斬肉、沖頭、難為情、搭界、老掐剌、舊年、吃生活、宗牲、觸霉頭、十三點、豬頭三。

徽語

浙江省境內的徽語分布在西部跟安徽省相鄰的一些地區(qū)，使用人口約有90萬人，絕大多數(shù)屬于嚴州片?；照Z主要分布在安徽省，還分布在江西省，徽語，即徽州方言、嚴州方言，漢語13種一級方言之一，主要分布在錢塘江上游古徽州府、嚴州府大部、饒州府部分地區(qū)，使用人口400多萬。與吳語及贛語相較，徽語兼具兩者特色，如聲母系統(tǒng)接近贛語，而韻母系統(tǒng)則與南部吳語接近?；照Z殘留了一些中古漢語的特征，如入聲、次濁音。舊時徽州話以歙縣徽城話為代表音，嚴州話則以原建德梅城話為代表音。由于行政中心的變遷，屯溪話成為現(xiàn)在徽州話的代表音，新安江話（原白沙鎮(zhèn)）成為現(xiàn)在嚴州話的代表音。

徽州方言跟吳語方言有一些聯(lián)系，而徽州區(qū)域內各縣的方言又互有差異。明嘉靖《徽州府志》載：“六邑之語不能相通，非若吳人，其方言大抵相類也?！被罩莸匦我郧鹆晟降貫橹?，這是造成“隔山”土話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加上徽州處于皖、浙、贛三省邊境，各種方言土語易于滲透，尤其是徽商往來的頻繁，給徽州方言的形成帶來了復雜的影響。但畢竟徽州方言是單一體系的方言整體，無論語音、詞匯、語法諸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和共同的特點。語音上，大多數(shù)具有尖音；鼻音聲母g，跟k、x為伍，同是標準的舌根音；沒有“日[z]”母而有“[n]”母；n化韻嚴重，如休寧話“貓”讀成“民”；祁門話“貓”讀成“棉”；黟縣話“貓”讀成“命”，這種帶n尾的詞，在性質功能方面類似普通話的兒化詞，所不同的是非卷舌音；徽州方言有入聲，除休寧話外，不分陰入和陽入，入聲近似吳方言的喉塞聲，但又不是真喉塞聲?；罩莘窖杂胁簧侏毺氐姆窖栽~，但各縣有異，來源不一。一些詞語至今仍沿用古義，如“先”即“先生”義；“種種”為“短而亂的胡須”；“造化”為“幸運”之義等。徽州方言有某些獨特的具有語法作用的語素，其中表示復數(shù)的有“人”、“大家”。有的具有結構上的組合作用，表示某方面的人，如“仂”。有的表示領屬關系，如“個”。有些獨特的介（動）詞，義項多，但在句中不模糊。如“帝”有“到”、“在”、“被”、“把”等義，在句中如何用一目了然。表示動作重復，除了在謂語前面加副詞“再”作狀語，有時還在句尾附加“添”來表示，如：“再吃一碗添”。

歷史上的徽州轄屬六縣，徽州方言實際上是指歙縣話、績溪話、休寧話、黟縣話、祁門話、婺源話。至于解放后曾劃歸徽州地區(qū)的旌德縣、太平縣、石臺縣，其語多屬下江官話，一般也不列入徽州方言。由于歷史上歙縣長期為州治、郡治，統(tǒng)轄休寧、績溪等地，所謂徽州方言當以歙縣話為代表?？墒强谷諔?zhàn)爭時期，沿海及外地人紛紛遷入屯溪，于是屯溪人口激增，曾有“小上?！敝Q。解放后屯溪又長期為地區(qū)所在地，是徽州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以屯溪話就成了當代徽州方言的代表。

閩語

閩語（閩東語：Mìng-ng??；閩南語：Ban-gú；莆仙語：Máng-g??；閩北語：Maing-ng??），即漢藏語系漢語族閩語支，為傳統(tǒng)的“漢語族七大語言”架構中的語言（漢語方言）之一。閩語實質上是一群相互關聯(lián)的聲調語言，主要分布地為中國大陸的福建、海南、浙江南部、廣東東南部和南部。在臺灣亦有相當大數(shù)量的使用者，影響力僅次于現(xiàn)代標準漢語。

閩語在其他國家華人居住地區(qū)也有相當規(guī)模的影響力。在海外華人社群中，其影響力僅次于粵語。今日以各種閩語為母語的總人口數(shù)大約在7500萬以上，比粵語使用人口多，但在海外的分布范圍不如粵語廣。

閩語的形成是多源流的。其中存在閩越語（閩越人的語言）的底層詞匯，上古時期吳語和楚語（湘語）的詞匯也有留存。后來在六朝和唐末五代時期，先后由中原移民帶來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中原漢語因素，逐漸形成定型的系統(tǒng)。閩語也是漢語族中保留上古漢語特色較多的一個語言。

閩語被看作是漢語族中語言現(xiàn)象最復雜、內部分歧最大的一支；尤其是在福建中部的山區(qū)，方言分布極為復雜，素有“十里不同音”之稱。1955年，中國大陸學術界將閩語作為一個語支，下分閩南、閩北兩語；1963年則合而為一，下分閩南、閩東、閩北、閩中、莆仙五種語言。

官話

官話(Mandarin)最早是對官方標準語的稱呼。漢語官方標準語早期稱“雅言”，明清稱“官話”，1909年開始稱“國語”，1956年大陸開始稱為“普通話”，而“官話”一詞則被用來指代“官話方言”。

官話是漢語的一種漢語方言。當今中國約70%的人口以官話方言為母語，主要分布在中國秦嶺—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區(qū)以及江蘇大部、安徽中北部、四川、重慶、云南、貴州、湖北大部、廣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和江西沿江地區(qū)等地。

官話可細分為八種次方言：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

我國境內人數(shù)使用最多的官話方言是西南官話，中原官話次之。

大多數(shù)官話的特點包括：除了江淮官話有入聲外，大體上無入聲，新增了平上去入以外的輕聲。中古漢語中原有的六個輔音韻尾大體上只剩下?n，?ng，原本連接i，ü韻母的z，c，s聲母顎化成j，q，x，即尖團合流。官話未經過劇烈的聲調分化。

影響浙江境內方言

1.各地語言底層的差異決定了現(xiàn)代浙江方言的地域差異。

2.浙江方言的分布及方言特點受移民活動而有所調整變化。

3.吳語內部的一致性及吳語向官話的趨同性與交通狀況有一定的聯(lián)系。

各地語言都會因為相互接觸而產生一些變化，如自從西學傳入中國后，漢語中就增加了一些新的詞匯，其語法也起了一定的變化，現(xiàn)代漢語與古代漢語相比，就產生了一定的差異?，F(xiàn)代吳方言是由古代吳語發(fā)展而來，在數(shù)千年發(fā)展過程中，吳語較多地接受了來自北方官話的影響，因而吳語內部產生了許多變化。雖然這些變化大多數(shù)沒有歷史記載可供佐證，不過從現(xiàn)代方言調查中可以看出，吳語的變化與交通狀況有較大的聯(lián)系。

4.復雜的地形對方言的分布有制約作用。

在近代交通工具興起之前，區(qū)域與區(qū)域之間的交往，主要是受制于自然環(huán)境的制約，該地的吳語就接受了北方話的聯(lián)系較密切，只是由于本地語言底層的影響，這ｏｕ韻母一音在吳語區(qū)發(fā)成了ｅｉ，在浙江吳語內部，各方言片、方言小片內而平原縣與平原縣之間相互通話難度要小，山區(qū)縣之間的通話要困難得多，產生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位于平原上的縣相互之間有水運網(wǎng)絡相連。在古代，杭嘉湖寧紹平原上各縣之間的主要交通途徑便是水運，相互之間用船聯(lián)系方便，其語言趨同性增大。歷史早期吳越兩國的人民言語能夠相通，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相互間來往較為方便。杭嘉湖寧紹五府的運河系統(tǒng)雖然是后來形成但可以肯定，在這些運河形成之前，杭嘉的，湖平原和寧紹平原已有很多天然河道。由春秋時吳越兩國人民主要交通工具是船這一情況可知當初錢塘江兩岸平原地區(qū)的天然河道如當時吳越兩國的首都都位還是比較多的，于水道的交通中心，兩國人民都依賴于舟楫才得以往來的。因此，從交通來看，歷史早期寧紹平原與杭嘉湖蘇松常等地的來往比較方因而這一區(qū)域方言同屬相似性較大的吳便，語太湖片。浙江南部的溫州府屬各縣的平原地區(qū)，在唐宋時期即已修建了官河，各縣之間也可通過水道方便地來往。即便在官河修建由于平坦的地形，內部的交往仍是方便之前的，因而溫州府平原各地的甌語的接近率非常高。溫州府屬縣平原地區(qū)的甌語帶，人們相互通話不存在問題。相反，就在同一府的泰順、青田三山區(qū)縣如文成（１９４８年分瑞安、縣邊鄙之地設置）泰順卻不能和平原地區(qū)的人通話。